最近在報章上讀了費裡德曼這篇文章『
虛擬中產的崛起』，描述一個新的政治形體『近中產階級』。
這群體，收入低於傳統中產階級。但由於日漸普及的智能手機以及平板電腦，令他們得以接觸到中產階級所享有的技術與科技。
而文章引述馬和勵的句子，很好地概括了這政治新群體對國家社會帶來的衝擊：『由於技術和教育的推廣，越來越多的低收入者掌握了自主權，他們的人數之多和收入水平之低都前所未有，他們把自己當作中產階級那樣思考和行動，他們要求享有人身安全、尊嚴和公民權利.』
雖然文章引述的例子包括中國和印度的情況、以及阿拉伯之春。但細想一下，我國目前的情形其實也有共通之處。
過去到現在，主流媒體都被執政黨牢牢控制。直到近幾年，網際網路、智能手機、社交媒體、網路媒體的普及為我國人民打開另外一扇窗。而且大家不只是被動地接受，還主動地傳播（當然也包括一些未經證實的流言）。某些主流媒體面對這衝擊，為了市場，不得不擺出貌似中立的姿態。
因此雖然我國經濟因為中等收入陷阱而停滯不前，但人民的政治意識卻迅速提高。
你也許已發現主流媒體經常把這些網民描述成一個躁鬱，偏激的群體。但卻甚少有更深的探討。
而原因也許就在階級間的差異。傳統的中產階級，通常收入與財富都較為富足。在不正確的國家政策下，依然有更多選擇的餘地。（比如說，孩子無法進入屬意科系，還有能力安排孩子到外國留學。）
然而『近中產』接受更多資訊發現更多社會的弊病，由於相對較低的收入，令他們對這些弊端的感受更深更直接。容易對社會現狀產生更大的不滿，對改革的速度和力度的要求只會更高。
而當這兩個階級漸行漸遠，得利的就是金字塔頂端的既得利益者。目前執政黨一邊和反對黨鬥爛，一邊重複提醒若其敗選後的不確定結果。雖然兩者看似沒有聯繫，但其實卻非如此。
鬥爛，能挑起雙方陣營的情緒，令這些討論陷入謾罵嘲諷。再通過主流媒體對在野黨支持者間較為極端的言行進行放大。就更能佐證執政黨那些諸如『受反對黨利用』、『被在野黨煽動』之類的說法。而如此情況下，尚未有明確立場的傳統中產階級就比較容易對未來的不確定性產生疑慮。
因此我們也許是時候重新思索如何調整腳步，認清焦點。在野黨和其支持者不妨考慮減少炒作一些大眾容易理解，卻意義不大的議題。而將目光放在更重要的課題上。
Listen Listen Listen不是重點。大學的學術自由，以及洗腦論壇公然進入大學更值得關注。Yes和No不是重點。新聞是否被篡改，是否預設立場，新聞自由被干擾的程度之類的更為關鍵。
費裡德曼的文章結尾是這麼寫的：『領導人們要當心了：你的人民不需要置身於經濟意義上的中產階級階層，也能擁有中產階級所享有的教育、工具和想法，也會認為自己有權參加雙向對話，被當做公民對待，享有真正的權利和像樣的政府。』
『近中產』階級的湧現，讓我們的社會擁有更高的政治覺醒邁向更為自主的未來。這關鍵的契機下，要如何走下去，就看我們了。
